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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含章与张亚雄的花儿之交学术争鸣www.hlmsw.cn,摔角之王者归来

来源:荷花妹文学网    时间:2021-04-05




    牙含章先生与张亚雄先生的花儿之交,是一代花儿人合作研究花儿的典范,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花儿研究中的一个重要事件,也是中国花儿学史上的精彩华章。
    牙含章先生(1916——1989),甘肃和政人。延安陕北公学毕业,中国共产党党员。1936年任五世嘉木祥呼图克图汉文翻译,拉卜楞地区保安司令部文书,兼司令黄正清秘书。1937年5月陪同五世嘉木祥呼图克图赴卫藏三大寺学经。期间,对青藏地区的民族宗教进行了系统调查。抗日战争爆发,征得五世嘉木祥呼图克图同意,奔赴延安。1938年7月入陕北公学学习,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2月分配到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从事党的民族问题的研究。1940年,参与发起成立陕甘宁边区回民救国协会和回族文化协会,并担任理事,争取和团结陕甘宁边区回族人民参加抗日救亡。1941年,西北工作委员会与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合并,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在中央调查局第四分局少数民族研究室工作,兼任延安民族学院研究室副主任、藏民班班主任。1945年9月,中央决定恢复中共甘肃省工作委员会(简称甘工委)。遂调甘工委工作,并担任宣传组组长,兼《陇东报》编辑。1946年8月,由甘工委派往张家川回族地区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同年10月又派赴陇右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先后担任中共陇渭工委委员、少数民族工作部部长,陇右游击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49年8月16日,临洮解放,担任中共临洮县委书记。8月22日临夏解放后,担任中共临夏地委委员、临夏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兼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1950年6月调任中共甘肃省委统战部副部长。10月任命为中共西北西藏工作委员会秘书长。1951年2月27日奉命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驻班禅堪布会议厅副代表,承担护送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大师返藏任务。1951年6月任命为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研究室主任。1958年担任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承担中国少数民族五种丛书的组织编写工作。1964年调任内蒙古大学副校长兼蒙古研究室主任。1978年调回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工作,担任民族研究所所长,1983年聘任该所顾问。1985年离休,享受副省级待遇。著有《花儿再序》、《青藏调查记》、《回回民族问题》、《陇右地下斗争》、《西藏历史的新篇章》、《达赖喇嘛传》、《班禅额尔德尼传》、《民族形成问题研究》、《无神论和宗教问题》、《中国无神论史》等著作。他是我国著名的民族问题理论家、宗教学家、藏学家、无神论学家和花儿学家,也是三陇(甘青宁)花儿理论研究的先驱。
    张亚雄(1909——1989),甘肃榆中人。北平私立平民大学新闻系毕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党员。新中国成立前,曾任《甘肃民国日报》记者、编辑,《西北日报》编辑主任,甘肃省新闻检查处处长,青海省教育厅秘书、科长,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政工处上校新闻专员等职。新中国成立后,1985年10月聘为甘肃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曾担任中国民间研究会理事,花儿研究会顾问。著有《花儿集》、《花儿研究史话》等专著,撰写有《解放前兰州三大报纸亲历记》、《原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政工处见闻》等文史资料。张亚雄先生是“三陇”(甘青宁)花儿研究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牙含章先生与张亚雄先生在花儿搜集、整理和研究方面的文字交往,发生在1936年10月至11月间。当时,张亚雄先生在《甘肃民国日报》当记者、编辑,并主编文学副刊。这对正在从事花儿搜集和研究的张亚雄先生来说,是一个极好的机会,他乘编报之机,在《甘肃民国日报》上公开征集花儿,并在副刊上设立“一日一朵花”的专栏,发表花儿、花儿介绍和花儿研究的文章。这引起了省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也激发了甘青宁文化人搜集、整理、研究花儿的热情。此时,牙含章先生在夏河拉卜楞工作,他看到《甘肃民国日报》的征花启示和发表的花儿文章后,认为这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好事,遂将自己搜集、整理的一百多首花儿,撰写的题为《花儿再序》的研究文章寄给《民国甘肃日报》,并给编副刊的张亚雄先生写过至少三封有关花儿的书信。
    牙含章先生给《甘肃民国日报》和张亚雄先生的这些文章,陆续登载于《甘肃民国日报》副刊上。此后,张亚雄先生在编著《花儿集》时,悉数收入其中,并且在书中注明副刊上发表的时间。我曾多次到省图书馆和省档案局查阅,均未查到1936年的《甘肃民国日报》。现在探讨张亚雄先生和牙含章先生花儿之交的具体情节,所能依据的材料,主要为张亚雄先生在《花儿集》中提供的线索,和牙含章先生在他保存的1940版《花儿集》上的几段批注。另外,牙含章先生为探寻《花儿再序》的原稿和其在《甘肃民国日报》上发表的文样,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通过曲子贞先生联系到张亚雄先生,写信询问此事,张亚雄先生回信告诉原稿已遗失。1987年他从《河州》杂志上看到魏泉鸣教授写的《抗战前后的花儿研究及其特征》文章后,向魏泉鸣教授写信询问此事。也在这个时间,他还给负责编辑《河湟民间文学集》的谢承华先生,就这个问题写过一封信,可惜此信至今尚未找到。
现在,只能根据手头掌握的资料,探究张亚雄先生与牙含章先生的花儿之交:
    一、关于牙含章先生搜集、整理的一百多首花儿。张亚雄先生在他所著的《花儿集》(1940年版,下引该书只注页码)上编第九部分《�风录》第四篇《论抄录山歌》中指出:“冀达斋主自拉卜楞军次寄来河州花儿一百余首,字斟句酌,都经过了苦心扶择的工夫。他同情于致力民间风俗习惯、野曲方言的工作,所以他抄来的东西,也极能保存花儿的本来面目”。对于这一百多首花儿的具体内容,张亚雄先生也有说明:“冀达斋主所录花儿,略以‘杨家将’、‘三国’、‘清朝’、‘十二月’、‘五更’、‘野花儿’分别次第” (该书第148页)。
    牙含章先生这些花儿,大部分是他少年时代从家乡和政县搜集的。我�访过牙含章先生大妹牙伯琴女士,和他的堂兄牙跃明先生,他们都讲述了牙含章先生从小喜欢花儿、抄录花儿和整理、研究花儿的情况。牙含章先生的家乡是河州花儿的盛行之地,那里的人们在耕种放牧中,常以歌唱花儿消遣。牙含章先生自幼受到花儿的熏陶,因而喜爱和熟悉这种山歌。他的父亲牙善卿是当地有名治好癫痫病要多少钱的文人,任过和政龙泉书院的教习,他小时跟着父亲在龙泉书院上学。他识字以后喜欢抄录收集花儿。牙伯琴女士曾生诉我:“我们老家(和政县牙家嘴)周围兴唱山歌(花儿)。哥哥在老家上学的时候,经常把听到的山歌记在本子上存起来。哥哥研究山歌写文章,是他从兰州上学回到河州城,在家中闲坐的一段时间搞的。时间大概在民国二十一年到民国二十二年(1933到1934年),此时他只有十七八岁。当时,我们住在(河州)大柳树巷的上下院。有一段时间,他整天在下院里抄写的都是山歌,有厚厚的一摞。我们进去,他不让看,把我们赶出来,倒扣上院门写。大约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搞这个事情……。后来,他为避兵又到夏河拉卜楞去了。”①我相信,他去拉卜楞时,带着这些抄录整理的花儿,并且在继续收集听到的花儿。张亚雄先生在《花儿集》中说:“冀达斋主自拉卜楞寄来花儿百余首,兹举一例如下:拉卜楞寺院里一只船,马莲滩,长石头好比个桨杆。日子多了心抱变,人情上再等上两年。”(该书第151页)这首花儿明显是在拉卜楞寺时搜集到的。
    牙含章先生的家庭在这之前遭到前所未有的劫难。1928年发生的河湟事变中,他的父亲残遭国民军杀害,他的母亲和大姐在惊恐中相继死去。家庭的巨大变故,使他经受了一次生命的洗礼。后在其伯父和其他亲属的帮助下,在兰州省立第五中学求学,期间接受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牙含章先生从思想上加深了对花儿这一反映穷苦百姓生命之歌的深刻理解,已经从少年时代的纯朴喜好变成自觉的文化追求。他经过苦心抉择,精选了一百多首河州花儿,并加详细注解后,寄给了“坐地征花”的张亚雄先生。
    牙含章先生这些花儿寄给《甘肃民国日报》副刊的时间,大约是1936年10月上旬之前。因为张亚雄先生介绍牙含章先生收集花儿的文章《论抄录山歌》一文发表于1936年10月14日,而他节选牙含章先生所寄花儿中的《五更曲》,则发表于1936年10月20日。
根据张亚雄先生《花儿集》上提供的线索,加上牙含章先生在《花儿集》偏旁批注提示,牙含章先生提供花儿计有:“杨家将”16首、“三国”31首、“清朝”8首、“十二月”12首、“五更曲”5首、“杏花二月天”10首、“野花儿”37首,合计119首。另外,牙含章先生在寄花儿歌词时,给编者的附信中引用花儿2首;为地名注释的信中引用花儿3首;《花儿再序》文章中引用花儿47首,合计52首。这些花儿大部分选登在民国日报副刊“一日一朵花”专栏中,张亚雄先生编《花儿集》时收进书中。
    二、关于牙含章先生所著的花儿研究文章《花儿再序》。这篇文章是牙含章先生在拉卜楞工作时,从《甘肃民国日报》上看到张亚雄先生撰写的《花儿序》和《花儿后序》(发表于1936年8月11日至16日的甘肃民国日报)后,针对其中没有提到的一些花儿问题而撰写的,等于是张亚雄先生两篇文章的补充和延伸,故题名为《花儿再序》。这篇文章于1936年11月的《甘肃民国日报》文学副刊连载发表。
    张亚雄先生之《花儿序》一文,主要提出了“什么叫作花儿”,即花儿的定义及花儿名称之由来这一问题,指出:“花儿是流行于三陇——甘青宁的一种山歌。亦多有称之谓‘少年 ’者。‘花儿’指所钟爱的女人,‘少年’则男人们自觉的一种口号”(该书50页)。
    张亚雄先生之《花儿后序》一文,则着重论述了“花儿的文学意味”。他从范长江《中国西北角》花儿“歌唱近于藏人的风格,以高而长的音调为其特色”的观感中,得出一个重要论点:“所谓花儿者,实际上等于汉语的蒙藏歌,是接近蒙藏的部落所开创,仿蒙藏的音节,制汉语山歌。”(该书第60页)这是张亚雄先生关于花儿形成理论上的一个重要发现。他还从花儿的考察中认为,“花儿多言情,以花儿比所爱的女人,遂以花儿名歌曲。”“花儿多系表情之作,若谓纯属卫郑淫声,则大谬不然。民间文学是从苦难中透露出来的人生乐趣和盼望”。花儿表现的是“泥脚的爱”(该书第66页)。这篇文章中张亚雄先生还提出了花儿艺术构想方法继承了《诗经》比赋兴的重要论点:“花儿起首两句与下文皆无关联,乃以他事他物作比起兴,大是古山歌三百首的作派。花儿差不多皆具有比赋兴的格式。”
牙含章先生之《花儿再序》,则是全面探讨花儿派别及结构的一篇重要文章,内容包括:花儿分布的三个区域,花儿的三要素,花儿的方言虚字,本子花、草花、荤花,花儿歌手,花儿唱法,花儿会场等,花儿的基本体制问题。这些问题是张亚雄先生《花儿序》和《花儿后序》所没有提到的,或是提到了但论述不充分的,而这些问题也正是花儿研究中不能回避的核心内容。在这篇文章中,牙含章先生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精辟的分析,提出了富有远见的观点。
    《花儿再序》关于花儿派别三个区域的划分,河州花儿之名称的提出,和河州花儿流行范围的概括,是牙含章先生开创性的研究成果,也是他对花儿研究最杰出的贡献。文章指出:“三陇的花儿可以分作三个区域。第一是河州和狄道一带,包括洮沙、官堡、渭源、和政、宁定、永靖、夏河、循化、碾伯等。这一区域,花儿的作风和唱的调子大概都是相同的。第二个区域是西宁、湟源、巴燕戎、贵德一带。这一地区的歌辞形式与河州相同,而调子有异。第三区域是洮州、岷州一带。这一区域的花儿,作风和调子完全是独立的,和前者完全不同。”(该书90页)并提出:“三个区域的花儿,流传之广,以河州花儿为首屈一指。上溯甘、凉、肃一带,东至陇西一带,北至宁夏,西至青海边境,都有河州花儿流行着。”(该书第94页)
    需要注意的是,花儿分类、花儿名称、花儿流行区域,这三个问题与花儿结构上的其它问题,如花儿的句、令、调,花儿对唱,花儿会等问题是相互关联的。
    1、牙含章先生提出的花儿三个区域的划分标准,是以方言决定花儿歌词结构的异同而确定的。《花儿再序》中所谓花儿的第一区域河州和狄道 一带,包括洮沙(今临洮红旗一带)、官堡、渭源、和政、宁定(今广河)、永靖、夏河、循化、碾伯(今乐都),和花儿的第二区域西宁、湟源、巴燕戎(今化隆)、贵德一带,都属于河州方言区,即宾语在前、主渭语在后的倒装语序方言流行区,故花儿的歌癫痫病国内治疗办法有哪些辞都是一三句单字结尾,二四句双字结尾的四句格式。由于河州一带和西宁一带,个别字读音不同,如河州一带说“我”、“的”、“水”、“绿”、“者”,而西宁一带则说“脑”、“仔”、“绯”、“溜”、“照”,进而带来语调的差异,使得第一区域和第二区域人们所唱花儿调子有所不同;但从花儿歌辞的基本格式和音乐基本旋律上来说,都是河州花儿。花儿第三区域洮州、岷州一带,人们语言则是主渭语在前,宾语在后“顺装句” 的方言流行区,因而花儿的歌辞形式和音乐调式完全不同于第一区域和第二区域,是另外一种花儿,这种花儿就是洮岷花儿。
总起来讲,牙含章先生关于花儿分类的基本结论是:“三陇花儿”为“三区两类”,一类是第一区域和第二区域流行的以河州方言(或可称为甘青方言)演唱的河州花儿,其基本格式是四句式、六句式(所谓六句式,只是四句式中重复或添加一、三句后两顿两个半句而已,实际依然是四句式)。一类是第三区域,以洮岷方言演唱的洮岷花儿,其基本格式三句式,双套有四句、八句式。
    2、牙含章先生根据花儿流行区历史上长期形成的习惯称谓,提出了“河州花儿”的名称。《花儿再序》文首即引西北俗谚:“西安的‘乱弹’,河州的‘少年’。乱弹即秦腔正宗,少年就是花儿的别名。”(该书第90页)文章从花儿的方言特征、词曲结构、流行区域、令调名称等多方面,说明“河州花儿”之名是“名实相符”的花儿固有名称,它从本质上反映了花儿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面貌。
“河州”,不只是地名,更是自然地理概念和历史文化概念。
    河州之名,系取“黄河之州”之意,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以黄河命名的地名。始命于前凉太元二十一年,即公元344年。是年,前凉大将军、凉州牧、西平公张骏收复黄河以南之地(今金城、�⒑钡龋┖螅�分凉州置河州。治所在�⒑保�今甘肃临夏北)。辖境屡变,前秦时相当于今甘肃省黄河、大营川以西,乌鞘岭以南、西倾山以北,和青海省民和县等地。②范围大致包括贵德至兰州黄河两岸的广大地区。这个地区处于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基本上包括黄河上游的洮河、大夏河、湟水、大通河流域地区,以及邻近地区,如今甘肃的临夏、和政、广河、东乡、永靖、积石、夏河、临洮等,和青海的民和、大通、循化、化隆、同仁、互助、西宁、乐都、湟源、湟中、同德、贵德等,这些地区也是农业文明与牧业文明交汇地区,这里居住着藏、汉、回、土、东乡、保安、撒拉、蒙古、裕固等民族。“是我国汉族和少数民族最早接触、杂居的地区之一,也是中原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较早交融、荟萃的地区之一。”③河州在很长一段时间中是中原汉族文化与西部少数民族文化交会的中心。千百年以来流行于这个地区的山歌——称之为“河州花儿”,它反映了古河州多民族融合文化的特质,有着特定的文化含义,基于这个意义,牙含章先生提出“河州花儿”之名。
    牙含章先生关于河州花儿名称的提出,使我们对河州花儿深厚的历史积淀和独特的文化内涵,有更清��的认识:一是河州花儿是在古河州这一特定的自然地理、历史文化、民情风习的时空条件下产生的多民族民歌。二是河州花儿是由一种特殊语序的方言——倒装的河州话演唱的,具有一三句单字结尾、二四句双字结尾这种奇特格律的民歌。三是河州花儿是以《河州令》为基础令调繁衍、发展、演变,随不同地区人群演唱而呈现多元化音乐特征、形成众多曲令的民歌。
因之,“河州花儿”不仅是地域性民歌称渭,更是历史概念和文化标志。牙含章先生在上世纪30年代首先提出的“河州花儿”称谓,是对广泛流行于三陇花儿的准确定位,富于民间文学的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3、牙含章先生提出的河州花儿的流行范围,不仅符合历史,也符合现实。河州花儿,与其它任何一种民歌相比,有一种奇特现象,即唱河州花儿的汉、回、土、羌、藏、撒拉、东乡、保安、裕固、蒙古等民族中,许多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文字或语言,但唱河州花儿毫不例外都使用汉语河州方言,并且无须翻译。这种现象充分说明河州花儿是甘青宁多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晶,其中�涵着各民族的文化元素,反映着各民族的文化特色,受到各族人民的喜爱,成为最富情怀的多民族民歌。花儿流行区的人走到哪里,就把花儿带到哪里。不仅“甘、凉、肃一带,东至陇西一带,北至宁夏,西至青海边境,都有河州花儿流行着”。现在还有新疆、陕西、川西北、台湾,甚至境外吉尔吉斯坦也有河州花儿流行。花儿还有“十唱九不同”的特征,不同地区、不同民族演唱中,加之以不同的衬词,即形成不同的音色。河州花儿如此不断繁衍发展,从古时的数种《河州令》,发展到现在数百种花儿曲令,体现出多变、多彩、多姿的变异特征。
    4、关于花儿结构三要素句、令、调的概括,是牙含章先生《花儿再序》的最突出的理论建树。文章提出每一种花儿都有三种要素。第一是“句”,第二是“令”,第三是“调”。文章进一步指出:“花儿的句子,像河州一带有四句和六句的两种。西宁与河州相同。洮岷州普通是三句,也有四句和八句者。”(该书94页)“花儿的令,一个地方与一个地方不同,一个区域有一个区域的令。令是什么呢?就是《花儿序》所谓等于帮腔,过门儿的一句惯语。”他以文字叙述的方式,列出十五六种花儿曲令。河州花儿如《阿哥的肉》、 “阿哥的憨肉肉”、“六六儿三令”、“水红花令”、“平调”、 “西固令” 、“西宁令”、“尕马儿令”、“尕阿姐令”、“东峡令”、“尕寿令”、“尕花儿令”、“拉木头令”等;洮岷花儿如岷州的 “阿乌令”、洮州的“尕莲儿令”(或作“我的莲”)等。并指出:“以上所举三个区域的令,都是现在流行的调子,那些老的“令”不下数十百种。”强调指出:“音调是花儿最要紧的,花儿的灵魂完全寄托在音调上面。”(该书第102-114页)
    除了花儿的句、令、调,花儿结构的三要素外,牙含章先生还对花儿结构中一个不为人注意,并在记录花儿歌辞时往往省略的虚字作了特别的介绍:“花儿中的语助词,就是俗语说的‘虚字眼’。花儿中的虚字,一种是语句构造上必须的虚字,一种是唱的时候临时加上去的虚字。前者为文法上不可少的字眼,后者是在助长歌唱时的音节的委婉曲折。”(该书第115页)
 睡眠癫痫的治疗有哪些方法;   牙含章先生的这些论述,不仅指明了花儿歌辞的奇特格式,而且也揭示出花儿音乐的拖腔、颤音、假声、虚字的根本特色。这些论述不仅在当时,就是在今天,都称得上是对花儿结构的最为经典的总结。
    5、《花儿再序》中,牙含章先生关于花儿对唱和花儿会场的记述,是对花儿会的最早、最原始的记载,具有非常重要的文献价值。文章对花儿全场作了这样的描述:“最后我们说一说各地花儿流行的状况和会场的情形。民间的游艺是有季令性的,按期举行迎神赛令,或开骡马大会,赌博会,是交易而兼娱乐的性质,每逢会期,没有‘花儿’的地带不要说起,‘花儿’地带,俨然是一个山歌大会,大众作集体的对唱花儿。狄道、河州虽然是三陇花儿的圣地,但是因为后来‘文风’一天一天盛起来(即儒化的色彩浓厚起来),会场上禁唱花儿。洮岷、青海,至今尚保存赛花儿的会场。花儿最盛行的季节是从锄草(青苗时节)至拔田(收割季节)的过程中。在此期间到四乡去,歌声盈耳,满山遍谷是对唱花儿的声音。” “西宁一带有两个大的会场,到会期时,各地会唱花儿的男女青年,不论远近,皆赶来比赛。其一为郭莽寺,在青海大同县的东峡,就是‘东峡令’的发祥地。开会日期为正月十四、十五,和六月十四、十五。其二为西宁的老爷山,是六月初四至初六,举行三天。洮岷州一带,也和青海相同。岷县的在二郎山,是五月十七日。洮州的是莲花山,在六月六日,叫‘六月会’。到了会期快近的时候,遍山扯起了帐房,隐现于青山绿树之间,好像举行露营。唱得好的又有搭红绿彩的风气,俨然是夺锦标的滥觞。热烈情况,非身临其境,不能领会万一。” (该书第118-120页)
牙含章先生在文章中,对花儿会场的情形记述得很详细,是为了突出说明花儿人和花儿会的之间的密切关系,至今对我们研究花儿会的社会意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总之,《花儿再序》是一篇内容丰富、材料翔实、论证严谨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理论研究文章,几乎涉及了花儿的所有基本问题,并作出了正确结论,是早期花儿研究的杰出成果。这篇文章在《甘肃民国日报》发表后,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后由张亚雄先生略作修改后,编入《花儿集》上编第七部分“花儿的派别及结构”(该书第89页至120页)。
    对此,张亚雄先生和牙含章先生都有文字交代。
    张亚雄在《花儿再序》的标题下,写有一段前言:“花儿再序,作于民国二十五年十一月,对于花儿的派别及结构,�⑹銎南辍5笔蔽以诟仕嗝窆�日报编副刊,牙含章先生自拉卜楞来信云:‘这里来给先生告诉些陇上花儿的事情。不过以一个河州人的见闻,而遍论三陇花儿的概况,疏漏之处,在所不免,尚祈原谅’云云。斋主的信,包括了许多可宝贵的材料,编者为隐括其意,编次为《花儿再序》。”(该书第89页)
    牙含章先生在《花儿集》自制扉页上写道:“这本书里面发表的《花儿再序》一文,是我在一九三六年在拉卜楞时,给当时的《民国日报》副刊写的,发表在那一年十一月的《民国日报》副刊上,署名是‘冀达斋主’。张亚雄当时在编副刊。他收入这本集子时,文字上有些修改。”另在该书90页偏旁有一个批注指出:“花儿再序是我文章的题目,曾在当时的民国日报副刊上连续发表……”。(同注2)
    1987年4月26日,牙含章先生在为探询原作下落,在给魏泉鸣教授的一封信中,进一步说明这一问题。他在信中指出:“在《花儿集》上编的第七部分,题为‘花儿的派别及结构’,全文刊用了拙作‘花儿再序’,也证明是根据我的‘来信’,‘ 编者隐括其意,编次为花儿再序’。这部分文章除刊用拙作‘花儿再序’的全文之外,张亚雄先生也增加了他自己的若干论点,大约是我的原文占篇幅的十分之八,他的文章约占十分之二。经过他的修改,就不完全是我的文章的本来面目了”。④
    三、关于牙含章先生写给张亚雄先生的几封信。第一封信是1936年10月上旬,牙含章先生给《甘肃民国日报》寄“河州花儿选”时,随材料写给副刊编辑张亚雄先生的一封信,主要介绍自已家乡对唱花儿的习俗,和他搜集整理花儿的切身体会。信的内容包含在张亚雄先生所写的《论抄录山歌》一文中,其中引用了牙含章先生的原话:“蔽邑野曲,多为男女合唱,随时随地皆可为歌唱的场所,即在操作时间,只要口齿有暇,便是对唱的时机,所有的曲子,都是一唱一和,没有单独歌唱的,譬如男子唱道:仁贵征东不征西,没知道杨满堂反的。我心里没有丢你的意,没知道你丢下我的!女的便对唱如下:三个石头支锣锅,三个人浪花园里哩。你丢下我的心抱想!我丢了你,对太阳发的个愿哩。”
    张亚雄先生以牙含章先生这封信的内容写了一篇题为《论抄录山歌》的文章,发表于1936年10月4日的民国日报副刊上。后收入《花儿集》第九部分《采风录》之第四篇《论抄录山歌》(该书148页)。
    第二封信,是牙含章先生给《甘肃民国日报》副刊寄《花儿再序》文章时的附信。信的内容是说明写这篇文章的动机和目的。张亚雄先生在《花儿集》第七部分“花儿的派别及结构”的前言中,引用了牙含章先生这封信的原话:“这里来给先生告诉些陇上花儿的事情。不过以一个河州人的见闻,而遍论三陇花儿的概况。疏漏之处,在所不免,尚祈原谅。”(该书第90页)
    第三封信,是牙含章先生针对张亚雄先生发表在1936年9月18日《甘肃民国日报》上的一组“绮丽的月令曲”中的一首花儿,及其注释推出质疑,并以花儿为证,对其中错误进行了校正。信中说:“前见先生登在民国日报(九月十八日)上绮丽的月令曲中有一首花儿道:‘太子山高了者尖对尖,雨打了米粮川了。’这一首花儿中的 ‘米粮川’,原注称在太子山跟前,现名‘柳沟滩’等语。又说太子山顶上有乌山池,池神为常遇春。‘雨打了米粮川了’的故事,大概与乌山池的神有些纠葛等语。因为先生对于方志一方面也很注意,故将上述的错误校正如后,以备参考。查太子山现属和政县,距县城约三十里。山的表面完全是尖峭的石壁。上面草木不生。山为火焰形,山顶甚尖,虽猎者不能攀登,何从有池?更何从求雨?其说未免附会泰州哪个医院治疗癫痫好传讹。和政有首花儿:万挂石崖的太子山,白云在半腰里哩。远远来了者没见下面,难心者怎回去哩?这就是形容该山的高峻。至于乌山池的一说,太子山上并没有乌山池。按照前注的推测,当是河州西乡鸡窝山上的‘五山池’。每当天旱的时候,官绅们上山祈雨。池水澄清,四周野花遍地。花儿中唱道:五山池边的紫牡丹,黄菊花赛金莲哩。头顶上香�P者喊老天,多藏者成婚缘哩?于此可见当地花草的茂盛。五山池中,相传有‘五山爷’,庙里供‘感应五山大王之位’的牌位,是否常遇春则不知。至于‘米粮川’的这个名词,不但太子山根里没有,而且河州全境也没有。河州志上也未载其地。原注说是原名‘柳沟滩’,也没有这样一个地方;不过太子山根却有一‘柳梅滩’,相传当时遍滩柳梅,每当落英缤纷之时,身入其中,恍若世外桃源。因此有人爱好风景,卜居其间,现在已有人家十数户。梅柳风景虽成过去,可是地名还叫柳梅滩。真正的米粮川不知在什么地方,不过花儿中有这样一首:凉州不凉的米粮川,兰州城有一个‘五泉’。大嫂子好比个藏金莲,二嫂子好比个牡丹。照这花儿推测,米粮川大概在河西一带。与太子山无干,就是受了雨灾,也和五山池的神没有关系。”
    此信内容甚得张亚雄先生赞赏,认为:“牙先生此段考证,引经据典,皆以花儿为证,可谓渊博。如牙先生者,为编者帮忙不少。”
    这封信发表于1936年11月7日的《甘肃民国日报》副刊上。后张亚雄先生收入《花儿集》第十部分之第五节“关于注释的话”(该书177-181页)。
    以上是上世纪30年代,张亚雄先生和牙含章先生合作研究花儿的文字交往的情节和过程,这个过程本身,以及在过程中所取得的研究成果,都具有历史和现实的重要意义:
    一是牙含章先生给张亚雄先生寄去的花儿、花儿文章和花儿信件,由《甘肃民国日报》发表出来后,有力地推动了那个时期花儿的搜集、整理和研究。由于牙含章先生从小接触花儿,深知花儿的精髓和内涵,加之深入的研究和详细的论证,他所提供的这些从理论和实践上说明的高质量的文字,为张亚雄先生后来编著的《花儿集》,丰富了实际内容,提高了理论品质。牙含章先生当时为张亚雄先生提供了一百七十多首花儿,占到全书河州花儿歌辞的三分之一。牙含章先生用文字叙述方式 ,最早指出了河州花儿的十多个曲令名称,和洮岷花儿的两个曲令的名称。这为《花儿集》增加了音乐方面的内容。牙含章先生《花儿再序》中所阐发的花儿派别和结构方面的理论研究成果,成为张亚雄先生《花儿集》的精华部分和经典篇章,增强了这本书的理论色彩。
    二是张亚雄先生所著的《花儿集》中,收进了牙含章先生几乎所有的花儿著述,为牙含章先生保存了他早年从事花儿研究的文本,更为花儿研究事业,珍藏了丰厚的资料。在很难见到当时发表牙含章先生花儿著作的《甘肃民国日报》原件的情况下,人们只能从张亚雄先生的著作《花儿集》中,得以仰望和寻访牙含章先生青年时代的研究足迹。
    三是张亚雄先生和牙含章先生合作研究花儿的结果,成就了历史上第一本花儿研究专著的诞生,它有着极其深远的社会历史文化影响。
首先,《花儿集》是标领我国花儿研究的史诗性作品,在花儿学史上树立的第一个里程碑。这如著名的花儿研究专家魏泉鸣教授在《花儿研究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所指出的:“我们可否把花儿的理论研究粗略地划为三个阶段:即第一阶段(1949年建国以前),其中以张亚雄的《花儿集》为代表”⑤。
其次,《花儿集》是花儿研究史上的一部承先启后的标本,是花儿研究者的蓝本,也是花儿爱好者的教科书。正如著名花儿研究专家马文惠先生在《试谈张氏〈花儿集〉在“花儿”搜集整理和研究上的地位》一文中所指出的:“《花儿集》作为花儿研究发轫阶段的代表作,不仅因为它是当时有关花儿资料最完备的搜辑,而且更重要的是标志了花儿搜集、整理与研究上三个突出的转变:即由点滴的搜集到全面的搜集整理;由感性的爱好,开始理性的探讨;由局部的个别的研究,开始了全面整体的研究。”⑥自《花儿集》问世,它即成人们了解花儿、欣赏花儿的启蒙读本;同时它也启发了人们了解花儿、探索花儿的兴趣,影响许多人走上花儿研究的学术道路,并且引领他们取得辉煌成就。
    再次,《花儿集》还是一个未了的课题。《花儿集》中提出并探讨的诸多问题,涉及花儿释名、花儿定义、渊源产地、流行区域、类别划分、文学构思、词式结构、方言虚字、音乐特色、花儿令调、地域特征、演唱形式、歌手会场、社会功能、艺术价值、民族民俗等诸多领域。这些问题中,有些有了共识,有的还在讨论之中。所以,《花儿集》还在引导人们穿越这一条奇特民歌的隧道。
    毫无疑义,《花儿集》是张亚雄先生构建的大厦,但其中有牙含章先生的设计方案和构筑材料。
    在这篇小文的结尾上,我要说这样一句话:张亚雄先生和牙含章先生75年之前,合作研究结出的花儿丰硕果实,将随同他们的名字,在花儿学史上放射出人类文化的智慧光芒。

   【注解】
    ①、郭正清,《牙含章对花儿的研究》,66-67页,甘肃民族研究,2004年第4期。
    ②、辞海编辑委员会编,《辞海》(1979年缩印本),第911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8月。
    ③、扎西东珠、马岱川,《试论安多藏语与河湟花儿的内在联系》,57-66页,西藏研究,1994年第2期。
    ④、魏泉鸣著,《中国“花儿”学史纲》,335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年9月。
    ⑤、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甘肃分会编,《花儿论集》,38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4月。
    ⑥、青海省西宁市文联编印,《河湟民间文学集(第六集)》,第299页,1983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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